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，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：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。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，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。”

从实践来看，各地始终将生态保护放在发展首位，以正确政绩观引领绿色发展实践，取得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。比如：坚守生态红线，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；创新生态治理模式，实现污染防治与产业升级协同推进；完善生态保护机制，让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，用扎实的生态成果彰显了正确政绩观的实践力量。但不容忽视的是，个别地区在生态保护与发展的平衡中仍存在政绩观错位的突出问题。

1．先污染后治理，生态透支严重

表现：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对立，错误地认为“保护就是不发展”，为短期经济收益默许企业违规排污、非法开采，如煤炭产区长期超采导致地表塌陷；对生态破坏的长期危害认识不足，错误地认为“污染后再治理”即可，忽视生态系统不可逆性。

危害：生态环境遭到不可逆破坏，如土壤重金属污染、生物多样性减少，难以恢复；群众健康受直接影响，呼吸道疾病、皮肤病发病率上升；后续生态修复成本远超短期经济收益，形成“赚小钱、花大钱”的恶性循环。

2．“盆景式”生态修复，重形式轻效果

表现：为应付考核打造“样板修复区”，采用表面覆土、简单植树等粗放模式进行修复，如矿山修复仅在表面铺上薄土、种植速生树种，未治理山体滑坡、地面塌陷沉降隐患；修复过程中临时移栽绿植、租用设备，检查过后便无人管护，树苗大量枯死。

危害：生态问题未得到实质性解决，水土流失、土壤污染等隐患持续存在；公共资金浪费严重，修复投入未产生长效生态效益；误导上级决策，掩盖区域生态短板，延误系统治理时机。

3．环保监管松懈，执法“宽松软”

表现：对企业污染排放监管流于形式，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检查走过场，对超标排放企业仅处以小额罚款，未责令停产整改；为招商引资降低环保门槛，对高污染项目“睁一只眼、闭一只眼”，甚至为企业违规行为“开绿灯”；基层环保执法力量薄弱，缺乏专业设备和人员，难以实现常态化监管。

危害：企业污染行为屡禁不止，区域环境质量持续恶化；形成“违法成本低、守法成本高”的不良导向，倒逼合规企业跟风违法；群众环保诉求得不到回应，导致党群干群关系紧张。

4．生态修复管护缺位

表现：生态修复项目存在重建设轻管护，未明确管护责任主体和资金来源，如湿地修复后缺乏灌溉、病虫害防治机制，植被逐渐退化；未建立生态监测体系，对修复后的生态变化缺乏跟踪，出现二次污染后未能及时处置。

危害：修复成果快速反弹，浪费前期治理投入；生态系统稳定性不足，难以发挥涵养水源、净化空气等功能；群众对生态环保工作产生失望情绪，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受挫。

5．生态价值转化不足，守绿不享绿

表现：缺乏转化思维，守着生态不开发，不会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，如拥有优质生态资源的地区未发展生态旅游、有机农业；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机制不健全，生态产品难以进入市场交易，保护者未获合理收益。

危害：群众因收入未增仍依赖破坏生态的方式谋生；生态保护缺乏内生动力，难以形成“保护—增值—发展”的良性循环；区域经济发展滞后，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脱节。

6．跨区域生态治理脱节，责任推诿

表现：上下游地区各自为战，上游重开发轻保护，污水直排入河，下游单独治理却效果不佳；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未建立，上游保护地区未获得经济补偿，下游受益地区不愿承担治理成本；区域间生态监测数据不共享，污染溯源难、协同治理难。

危害：流域污染、大气污染等跨区域问题持续存在，影响多个地区生态安全；区域间矛盾加剧，制约协同发展；生态治理效率低下，重复投入造成公共资源浪费。

7．生态数据造假，考核失真

表现：虚报生态修复面积、空气质量优良率、水质达标率等数据，如将未实际修复的矿山面积纳入统计；通过临时停产、限产等“突击手段”应付考核，考核结束后立即恢复污染生产；篡改生态监测数据，掩盖污染真相。

危害：上级对区域生态状况判断失误，导致制定的治理政策脱离实际；生态问题持续积累，错过最佳治理时机；群众对生态环保工作失去信心。

8．重开发轻保护，生态红线失守

表现：违规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用于工业扩张、城市建设，如填埋湿地建设工业园区；矿产开发、旅游开发过程中忽视生态保护，如露天采矿破坏山体植被，过度旅游开发超出环境承载能力。

危害：生态系统完整性遭到破坏；面临上级生态环境督察问责，影响区域发展大局；粮食安全、生态安全受到威胁，长远发展潜力被透支。

生态保护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支撑。党员干部要树立“生态优先、绿色发展、系统治理、久久为功”的正确政绩观，摒弃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短期经济增长的短视行为，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。

【资料来源：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案例剖析》（中国方正出版社）】